江苏薛氏:无锡薛福成家族文化考略

2014-4-9 16:51:55 | 4219530次阅读 | 来源：中华薛氏网

   薛氏家族是近代无锡及中国的名门望族，涌现出薛福成、薛南溟、薛寿萱等几代名人，在思想文化、工商经济等多个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一切都与薛福成家族文化及教育特点有紧密关系。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和分析《薛氏族谱采遗》、“薛氏家训”及相关遗留文献，对此做出探讨。

   一、无锡城西薛氏家族概述

   薛福成家族祖籍四川苍溪，父祖先辈都以诗礼传家。

   薛氏迁锡第一代是薛景珏（薛福成高祖），康熙朝举人，曾任河南光山县知县，迁居无锡北乡（今属西漳镇境）的寺头村。其子即薛福成的曾祖薛稻孙，为乾隆朝举人，著有《钩云轩诗集》和《越游草》等。至乾隆末年，薛福成伯祖薛玉堂中进士，历任庆阳、庐洲等地知府，著有《画水诗文集》等，与高鹗相交；祖父薛锦堂则科举不利，以秀才终老。薛福成父亲薛湘为道光朝进士，历任湖南安福、新宁知县、广西浔州知府，著有《说文段氏翼》、《未雨斋诗文集》等；伯父薛沆为邑中名师，著有《经义备考》，曾受江苏巡抚林则徐等器重。此时薛氏始定居城中前西溪一带，以“无锡城西薛氏”称。薛福成共兄弟6人，长兄福辰为咸丰朝举人，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仲兄福同为同治举人，官至布政使衔浙江宁绍台道。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生于无锡，先后师事曾国藩、李鸿章，历任宁绍台道、湖南按察使、出使英、法、意、比钦差大臣等职，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和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勤奋务实，忧国忧民；主张学习西方，工商立国；倡导维新变法，力推“君主立宪”。其思想对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和民族工商业兴起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身虽殄兮灵不灭，炯丹心兮昭白日”，薛福成的这两句诗是对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

   薛福成共有4子3女。其中长子冀运，字南溟，光绪朝举人，曾入李鸿章幕下。此后弃官转事实业，1881年开始办茧行，1896年与人合伙创办缫丝厂，后又组建永泰丝业集团，成为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三子莹中，福成身后大部分著作均由其整理出版。

   薛南溟共有3子7女。长子薛学潜，字育津，在北洋军阀政府期间担任过江苏省议员、国会议员；次子薛学海，字汇东，袁世凯女婿，曾任北洋政府军事督办诸玉璞的天津交涉使；幼子薛学濂最为著名，字寿萱，曾在美国伊里诺大学深造，深谙近代企业管理和经营之道，精明能干，继承、拓展父亲薛南溟事业，在中国丝业从鼎盛走向衰落时，领导永泰集团力挽狂澜、独领风骚，享誉东南乃至全国。薛寿萱因此赢得了“丝业大王”的盛誉。

   二、薛福成家族文化传统之特点

   薛福成家族自清初迁锡始祖起，先是以儒为业、敦诗重礼，逐渐又成为著名的实业家族，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特点。

   1． 读书明理，百业皆本

   “读书明理”是清代无锡薛福成家族文化传统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据薛福成祖父薛锦堂所云：“秀才世其家，贤于负鼎鼐，……读书非求荣，只以重后代。”可见薛锦堂十分注意引导子女树立读书为明理，而非一味追逐荣华富贵的观念。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及科举盛行的背景下，这种读书为明理而非求荣的观念转变十分耐人寻味。

   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薛福成家族的文化传统中还具有读书无类、百业皆本的观念，这在家训中可以找到源流。薛福成家族的家训是汇辑各家16条而成，收集《省身录》、《温公家苑》、《郑义门家法》等家训要条。其中一条是《庄语云》，写到“天下事，利害常相伴。惟读书则有利而无害。不问贵贱、老幼、贫富，读一卷便有一卷之用，读一日便受一日之益”。这里“不问贵贱、老幼、贫富”的提法与以往读书时“按高下资质分别习贵贱职业”的说法有了根本区别。由此可见，作为近代工商实业大族的无锡薛氏，早在清代中前期就形成了与明末清初“工商皆本”启蒙思想类似的价值取向。工商得以与出仕同为本业，这就是无锡薛福成家族“读书明理”背后更为深层的内涵，也是该族文化传统形成的重心所在。

   2． 家族教育，男女兼重

   作为家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薛福成家族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嫁进薛家的女子首先就要求具有文化修养，以便能够相夫教子。从薛福成曾祖母许氏、祖母顾氏再到母亲顾氏、长媳吴氏等，都是如此。许氏出自书香门第，“自幼工吟诗，名句属机杼”，是位颇有学养的女性，正是她提出了“不羡门第贵，不取服用奢；但得贤淑女，读书种子夸”的薛氏家族择媳标准。当时薛氏家族家境还较贫寒，许氏却能注意择媳要选择贤淑之女，以利于培育“读书种子”，可谓见识不凡。母亲顾氏出于锡城望族，从小就在世代读书业儒的家庭氛围中生长，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吴氏是安徽桐城人，世有明德，父亲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能文章。受到环境熏陶，她也是位知书达理的女子。这些卓有学养的女子，成为薛福成家族文化链条上闪光的一环，也成为薛氏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成员。

   作为女性在教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自然结果，薛福成家族教育具有男女兼重的重要特点。早在光绪17年（1891年）薛福成便曾提出：“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 薛福成的这一主张比起1904年初“癸卯学制”推出“国民强迫教育”要早12年多，这种兼重男女教育的理念，不仅有利于并体现了薛氏女子教育的发展，对于当时的中国更是一个进步的改革主张。薛福成孙女薛秀群堪称其典型。她具有开明而进步的文化和教育主张，曾大为叹羡“泰西各国凡兵刑财赋之政、光声化电之术，人无男妇，皆通学而讲习之，所以，明者愈明，强者愈强焉”，并大声疾呼“吾国墨守破败之政制、之学术、欲与日新月盛之强邻者抗求国无亡，安可得哉？”直陈教育必须是男女“通学而讲习之”，所学须包括先进之政制、学术在内的知识，而不仅是制器之技和枪炮传舰之术。她还积极着手兴办新学，力图“兴女学于州里，为将来国家培教养之基”。 (《薛慕人墓志铭》)  她的主张和实践，一方面反映出自己自幼便受过先进而全面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揭示近代薛福成家族女子教育的新貌。薛福成另两位孙女（孙子薛学谦的长姊、二姊）也都毕业于上海宴摩氏女校，皆通文史。薛氏女子教育已是如此，更遑论该族的男性子弟了。

   3． 崇尚实学，经世致用

   薛福成家族虽多有科举之人，但也崇尚经世致用之学。薛福成之父薛湘就是一名邃通天文、舆地、说文、象数之学，旁治兵家之言，精古文辞及诗律的士子。受家风家学影响，薛福成对“专经八股六韵，徒事空谈，抛弃事实”的科举致仕道路产生疑问，开始向往前辈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说。正如他日后所说:“福成于学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由此薛福成从攻读“八股六韵”转而研习“经世实学”，并立下“济时艰而匡世运”的宏伟大志，决心把自己塑造成为有真才实学的“经世”之才。薛秀群疾呼“吾国墨守破败之政制、之学术、欲与日新月盛之强邻者抗求国无亡，安可得哉”，也说明她是十分崇尚经世致用的实学的。

   4． 顺应时代，积极转型

   以儒为业、敦诗重礼的薛福成家族，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不断传播，积极加入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转型进程。1864年薛福成撰写的《选举论》一文，对科举制提出激烈批评，大致是转型的开端。而薛氏子弟甚至女子纷纷走出家族，到新式学堂读书，还出现了家族女子外出教书的情形，则成为转型的深化。如薛寿萱（薛福成孙子）的长姊、二姊皆毕业于上海宴摩氏女校，长姊还出任英文教习。此外，薛家子弟还把求学之路拓展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辛亥革命前后，北京清华学校选派幼年学生出洋留学，薛南溟二子薛学海获得首选，以民国3年夏赴美留学。第二年冬，南溟幼子薛寿萱自费赴美。后薛南溟女婿张鸿鼎也留学日本。这种家族教育上的巨变，无疑是薛福成家族实现全面转型的基础，由此又带来了文化上（从实学进一步向近代文明转型）、政治上（从封建官僚阶层向新兴资产阶级转变）、经济上（成为中国第一代近代民族实业创始人，1896年创办了薛氏家族的第一个企业——永泰丝厂）的全面转型，成为近代无锡、江南乃至中国著名的大族。

   三、薛福成家族的教育活动

   一个家族的文化传统与教育活动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往往前者可以包融后者，但从某个角度而言，二者又有着在互动中发展的特定关系。在优良文化传统的熏陶下，薛福成家族的教育活动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是如此，而这些又为薛福成家族文化和学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养分。

   1． 教育目的。由清代薛福成家族文化传统的“读书明理”、“经世致用”等特点所规定，其教育目的是很明确的：注重培育有正直品格和济世报国远大抱负的可用人才，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的追逐仕途、光宗耀祖。这就是薛福成家族“读书非求荣，只以重后代”的真正内涵。这样的教育目的对薛氏子孙在求学、做人方面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薛福成家族的许多历史贡献都可以归因于此。明清以来，重视育人的传统久已被八股化的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薛福成家族的这种教育目的是值得称道的。

   2． 教育内容。与家族的文化传统相关，薛氏子弟的教育内容比较广泛，既有传统内容，也有西学课程。从薛福成为子弟读书所订的功课单来看，薛氏家塾每天都有固定课程，包含作文、古文生书、写字、诗赋、名人之作等传统的学习内容。而从薛福成家族注重经世致用实学的传统，以及薛福成孙女薛秀群推崇的西式教育主张又不难判断，薛氏教育也不乏各种实学及西学课程。据子女回忆，薛福成长子薛南溟就曾聘请无锡本地的杨章甫、钱基博、蒋辅臣等学者出任子女的理数教师。薛福成家族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现出该族教育内容的务实、开明和开放特色。

   3． 教育方法。薛福成家族的教育方法注意新法结合传统、灵活多样，除了寓教于事、严慈相济等传统方法外，还有诸如明喻妙讽、交互切磋、引导自学等。

 （1）巧喻妙讽。薛福成的母亲，就善于运用此法来教育子女。她曾给子女们讲：“某能读书，身享令名，荣及父母。某不能读书，污贱危辱，濒于死亡。”令儿子闻之而“耸听汗下，罔敢自逸。”薛福成对母亲的这种教法推崇备至：“先妣于福成兄弟，未尝加以疾言邃色，然教诫不少倦。”这种巧喻妙讽与叱骂鞭挞的传统方式全然不同，也与一般教学中的寓教于事有异。它以巧妙的旁敲侧击激起孩子的好胜心理，从而收到了强行施压所难及的效果。一个普通的家族女子竟将此法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真令人称奇！

 （2）交互切磋。福成众兄弟在读书过程中，经常相互切磋、激励，取长补短。兄弟数人聚居一室，“昼则纵观经史，质问疑义；夜则一灯围坐，互论圣贤立教微旨、古今理乱得失之要最。”在众兄弟中，他与四弟福保手足情意更加深厚。起初，薛福保“好攻古文辞，潭思不辍”，兴趣极浓。薛福成对此不以为然，诘问福保说：“时变方殷，士无论遇不遇，当蕲以有用之学表见于时，胡为矻矻于文艺之末？”可福保却振振有词回答：“不然。夫文之至者通乎道，古文于文体最尊，且自古夷 泽世伟人，无文不行。如贾谊之疏，董仲舒之策，诸葛武侯出师表，陆宣公奉天改元大赦制，其所以斡旋世运，鼓动伦类者，独非文章之力耶？而贱之也”。此番辩论，兄弟二人各有见地，都受到对方启发。薛福成开始在语言文字、文章技法上下气力，后来成为一代政论、散文大家。福保也开始研究经世实学，探讨治国之策，后来也走上政治舞台。

 （3）引导自学。在福成子弟成长过程中，父亲薛湘对他们要求严格，谆谆教导之余不乏有引导福成兄弟自学之举。他曾指导福成兄弟读书，“温经读史，兼览百子，熟玩朱子《近思录》，涵而操之，务俾理博才赡”，又让他们“综考有明以来制艺之卓然者，而撷其华，师其意，由是沿流溯源，学乃大进。”在父亲的谆谆引导下，薛氏兄弟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薛福成受社会现实启发，更加致力于“经世实学”，博览群书，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陆王“心学”，乃至阴阳、卜筮、无不专心研究。这种自学研习的治学方式当然也得益于乃父指导自学方法的熏陶。

   薛福成家族明智的教育目的，务实、开明和开放的教育内容，以及灵活多样、富有新意和活力的教育方法，为薛福成家族子弟的成长提供了沃土。

   四、家族文化对薛福成家族历史贡献的影响

   薛福成家族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对薛氏几代人在人才培养、工商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熏陶作用。

   1． 为家族多元杰出人才的涌现奠定根基

   薛福成家族崇尚实学、百业皆本的文化传统，为家族培养多元杰出人才奠定了深厚基础。这种多元人才是指薛氏子弟在不同领域均有所作为：最突出的就是培育了杰出的思想家与外交家薛福成、早期实业家薛南溟、“丝茧大王”薛寿萱等近代名人，还有如获选江苏省议会议员的薛南溟长子薛学潜、供职北京外交部的二子薛学海、出任英文教习的薛寿萱长姊、力图兴女学于州里的薛秀群，等等。薛福成家族子女的多元发展道路与该族注重教育、男女兼重、崇尚实学的家学渊源息息相关。正是薛氏家学的特点使薛氏子弟接受的教育突破了男女性别和传统经学的限制，学想学之内容，思欲思之领域，才可以在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等社会不同层面有所成就，并作出特有的贡献。教育的特色成就了特色的人才，这就是薛福成家族。

   2． 为向近代实业大族的转化提供动力

   “百业皆本”是薛福成家族文化传统的重心所在，其意指工商与出仕同为本业，与明末清初“工商皆本”启蒙思想类似。这种价值取向使家族子弟治学过程中注重致用、崇尚实学，也使薛福成家族逐渐走上近代工商业道路，实现从传统科举入仕之家向近代工商实业之家的成功转化。正是在“百业皆本”的价值取向引导下，薛南溟才会发出“中国非贫国也，而日患贫，救国之道在辟利源以裕民生”的感慨，走上弃官从事实业的道路。经薛南溟、薛寿萱两代人的不懈努力，薛氏永泰集团成为中国丝织界的霸主，“走穿脚底跟，跑不出薛家门”就是对其地位的最好描述。薛氏也因此成为当时仅次于荣氏、唐氏企业的第三大家族企业，不仅促进无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东南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这一切，无不深深地根植于家族“百业皆本”的价值观念。

   3． 为思想文化领域的贡献提供养分

   薛氏子弟在近代思想、文化等领域作出的贡献也得益于其特有的家族文化。薛福成正是因为受了家族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才会有对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兴起有重要影响的改良主张，才得以最终走向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之路，也才会形成其务实灵活、具有独特价值的“和战观”与外交思想。还有，他和孙女薛秀群关于普及教育、学习西学文化的主张和探索，以及薛寿萱等在引进西方企业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一系列贡献，可以说也是得益于家族教育传统的熏陶，汲取了家族文化沃土所提供的养分。

   总之，薛福成家族颇具个性的文化传统值得珍视，堪称明清以来江南文化的一个鲜活范例，对家族乃至近代中国的多方面贡献是一笔值得铭记的重要历史遗产。